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伦敦大学的课堂上，年轻的讲师抛出问题：“推理小说应该被称为被发明的，还是被发现的？”
这是小说作家特蕾莎·妮尔(Teresa Neele)在她的新作《侦探文本：本体论的密室之谜》(Detective Texts: Ontological Mystery of the Locked Room)开头写下的场景。顺带一提，妮尔笔下的这位讲师名叫James Morrison Catchpole, 倒是正好与某个英国歌手同名，后文将称呼他为C先生。
我们的讲师并没有设定标准答案，而只是借此展开了他关于推理小说的一番长篇大论。说侦探小说是被发现的，就是在说，自推理文学体裁确定以来，它的规则与标准就没有过什么本质上的改变，侦探小说的作者们看起来只是在向一种既定的框架内填上不同的内容罢了；但另一方面，侦探文学创作又是通俗文学里最有自觉的那部分：从“范达因二十则”到“诺克斯十诫”，作者们不仅一丝不苟地遵循规则，并且乐于在作品中主动阐明这种规则，可以说，正是无数孜孜不倦的小说家们一同搭建了这座城堡，那么侦探小说难道不该被认为是一项集体发明？
接下来他又谦虚地表示，如果一定要总结侦探叙事类型的规则，自己的观点当然不会比法国作家米歇尔·布托在《曾几何时》(L’emploi du temps)中对侦探小说一般特点的刻画更精彩。布托笔下的乔治·伯顿是个高产的推理小说家，伯顿向小说的叙述者解释说：“每一部侦探小说的故事情节都建立在两场凶杀之上，第一场凶杀——即谋杀者所犯下的罪行——只不过是为第二场凶杀提供机会；而在第二场凶杀中，这个谋杀者反倒成为了被害者：而杀害他的那个将永远不受制裁的纯粹杀手，叫做侦探”，他还说：“叙述……将两个时间序列重叠起来：始于凶杀的破案的日子，和悲剧发生的日子”。
如果一部小说当之无愧是侦探小说，C先生论述说，那么我们总能在其中找到布托描述的这种对偶性，不管它是典型的whodunit还是美国式的硬汉小说。而且，在经典的侦探小说中，这种对偶性常常不仅体现在具体的叙事之中，还可以从作品的几何化的结构布局中窥见。比如，大家都读过的阿加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其中出现了十二名嫌疑犯，于是小说便自然分成了十二章，当然也就会有十二场讯问，我们知道，陪审团的成员也正好有十二个人。
一时兴起，C先生就越扯越远。尽管他盛赞伟大的爱伦坡，他也承认侦探小说绝非是一个人的灵光一闪，而是经历了时间的积淀的。举例而言，早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就曾经展开了关于“劳乌斯王谋杀案”的一系列问讯。再比如，莎士比亚一直就是侦探小说家们灵感的源泉。且不提《哈姆雷特》的主线就是向凶手复仇，也不说剧中人物各自截然不同的死法，就说哈姆雷特父亲被害的诡计被还原成了剧中剧这样一个设计，就很值得推理小说家们学习。
情绪稍稍有些激动的C先生这时突然说，侦探小说归根结底是一场伟大的幻象魔术，而第一个登场的魔术师就是爱伦坡。正如人不可能真的从空气中变出扑克牌来，仅仅靠演绎法——而排除其他“无关紧要”的因素——就能使情节和叙述得以成立，显然只是作者给读者的错觉。而这场催眠秀的开场正是杜邦无意中侵入他的友人思绪中的那一句插嘴。而有趣的是，侦探小说为了让读者们相信理性正是使得叙述成为可能的关键，用到的主要手段竟然是（通过侦探与叙述者的双簧来）展现神迹！
不受任何限制的纯粹理性，就是神本身。
下课时间到了，C先生用黑格尔《耶稣传》中的名言作结，便匆匆离开了教室。
二
妮尔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让C先生来讲课，甚至有点让人怀疑是不是在读一部通俗文学评论集。不过话又说回来，品评一番前人的作品，对整个侦探类型做些看起来闪烁着睿智光芒的总结，倒也算是推理小说的一大传统。
想来这倒也是妮尔的一贯风格。妮尔今年八十岁了，但她对文本的形式的实验却从来不曾停止过。她的文本层次丰富，相互指涉，而且充斥着文学、历史乃至政治的暗喻，机智的戏拟与反讽也总是不露声色。尽管妮尔的不少作品算是畅销书，她的书却总是不怎么容易读懂的。
当年在康奈尔讲世界文学的纳博科夫，大概并不会记得上过他的课的这个女学生（因为作业批改是教授夫人代劳的），而妮尔也几乎不曾提起她的这个老师，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确实师承了《微暗的火》中那种对于历史和细节的探幽癖。
妮尔在早期的一系列着重探讨权力和性政治的作品中，喜欢任由插叙、倒叙以迷幻药、通灵会、梦呓的理由不宣而入地切进（像电影的蒙太奇技术）主层的叙事时间里,甚至还曾经让女主人公在倒叙里进人梦境的梦境。尽管这次在《侦探文本》中，她没有再次让作品的时间线呈现如此复杂的结构，但她也很少主动向读者透露故事发生的具体时刻。比如本文一开头C先生出现在七十年代初的课堂上，当然不是由原文明确指出，而是当我们听到C先生在演讲中提到“叙事学”这个“……诞生不到两年的新名词”的时候，才恍然大悟：C先生的一番陈词滥调，若是放在托多罗夫尚未写出《侦探小说类型学》的当时，也算是别有新意的品评。
妮尔在表面上抹去叙述的时间界限，却又对作品中时间的精确布局几乎达到锱铢必较的境界，不禁让人有些想起同是三十年代出生，妮尔在康奈尔的后辈，极繁主义作家托马斯.品钦。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是，《万有引力之虹》第一章提到普伦提斯在听桑迪.麦克富森的管风琴演奏，当我们拿出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泰晤士报》上登载的BBC节目时间表来对照的时候，就可以把原本被刻意模糊的叙事时间精确到天乃至小时。
品钦对于细节的迷恋，也许非得用“偏执狂”才足以形容。他深深藏匿在细节之中的，像是我们时代持续的、宿命的、不可改写的“内在缺陷”(Inherent Vice)，是由历史细节中的真相编织成的痛苦的否定。相比之下，妮尔对于细节的热爱远非如此沉重。卡尔维诺发表在《字母表》上的题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的评论文章中说：“我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因为我享有作者的权利）读者是买书者，书是一个在市场上被卖的物品。认为可以不考虑生存的经济性及经济性所包含的所有东西的人，永远也得不到我的尊重。”这恐怕也正是妮尔的写照：如果说“乐趣就在细节里”，那么这种乐趣从一开始就是作者与读者共有的，在这种意义下，当我们称呼作者为“引诱者”、“阿谀奉承者”，甚至说她是一名“商人”的时候，反而将被看做对妮尔的一种赞赏。
这样看来，侦探小说就该是很适合妮尔的体裁了：故事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正是蕴藏在叙述的细节之中，情节的发展与文本的结构仿佛成为了一体，读者越是深入到细节之中去——甚至越是提前知晓诡计与结局——就越是会为这故事的精巧击节赞赏。
三
C先生在开普敦大学拿到文学和数学双学位的时候，甚至一直到他在伦敦做计算机程序员的时候，大概都不太会想到自己将来会拿到文学系的教职然后一直借此谋生。
他甚至曾给中国驻伦敦的的大使馆写过信，希望能前往中国投身革命。他还买了一部中文自学教材，学了几天中文。事情当然没有了下文，不过后来他总算找了个机会去香港访问了两天。那时候他常常设想，如果当年中国大使馆接纳了他，如果大使馆的官员约他到丘园见面，告诉他：“你的岗位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伦敦！”那会怎样呢？真是“鸿飞那复计东西”！
前几年有部电视剧里，余则成听说让他回重庆去，自然心有所悟：“哦，还是潜伏啊！”国共两党特工斗智斗勇，冒险演绎“在场”与“不在场”的哲学游戏，这是在革 命话语里的色彩鲜艳的故事。妮尔讲故事的节奏真好，只是空想的事儿，就写得好像紧张激烈的谍战大戏。但其实不是的，冷战棋盘上的主色调是单调乏味阴冷模糊的黑白灰，“在场”与“不在场”会以更根本的方式被颠覆掉。
C先生还在做程序员的时候，曾经为英国航太一个代号为TSR-2的新型轰炸机开发计划纠正过风洞试验的数据。那据说是英国人设计的有史以来最漂亮的飞行器，但C先生却想到自己完全有可能暗中更改那些数据。从阶级情感上来说他不愿看到西方的军备胜过苏联，但从道义上讲，他也不能背叛给予自己款待的英国人。
他在深深的自责中却意外发现了数据已经遭到篡改的蛛丝马迹，侦探本能此时占了上风，C先生摇身一变成了行动派的主角。本来稍显平淡的叙事到这里突然加快了节奏，可是读者却会发现自己越读越吃力，想要看懂C先生的推理竟然必须了解控制论和空气动力学。
回想C先生关于侦探小说的一番批判，难不成这里是业余侦探Catchpole的初露锋芒？未免也有点大费周章。不过，想象这样一种情境：你在图书馆里正襟危坐，桌上摊开的是《空气动力学》《飞行器设计原理》《现代控制论》之类的教材，面前的小说看起来有些臃肿，里面夹着不少字条，上面写满了公式和注解。喝完一杯咖啡，一支笔一张纸，开始顺着情节做起演算。又怎么能说妮尔不是时时心系读者呢？
只不过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TSR-2项目无疾而终，西德尼·卡姆爵士曾评价道，“所有的现代飞行器都具有四个维度：翼展、长度、高度，还有政策。TSR-2恰好只有前三者罢了。”C先生的侦探生涯当然也戛然而止，冷战的大棋局中，小人物的一己之力的微不足道，大概如此。
四
场景与视角突然切换。
眼前这个陌生而阴冷的图书馆，仿佛是大理石的迷宫。我从未来过这个纽贝雷图书馆，当我穿过幽暗的走道，乘上缓行的电梯，为什么感到有些兴奋起来了呢？
阳光透过高耸的窗子照进安静而拥挤的特藏书库，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身处巴别塔的图书馆。今天并不是圣诞节，但是这里仿佛正待打开的礼盒。我走向服务台，寻求帮助，而当时的我还不知道，真正的礼物就在我身后。我有好几篇论文要写，正当我向那位女士解释我需要什么时，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头，落在我的背后，说：“或许安布罗斯小姐可以帮您。”
结果原本为了艺术史课的论文而来的学生斋藤和图书管理员安布罗斯谈起了正在准备的叙事学论文，主题恰好和推理小说有关。
他们是从民间叙事开始说起的。普罗普对大量的俄罗斯民间故事进行分析后总结出31种叙事模式；阿尔奈-汤普森分类法则更加庞杂，2500种编号几乎包括了欧洲传统童话的所有可能性；坎贝尔最玄乎，声称人类的神话不过就是《千面英雄》的某种变体，每一滴水中都孕育着大洋，所有英雄终将被召唤。
斋藤说现在的流行文学似乎有一种潮流，就是刻意模糊类型俗套与民间叙事模式的界限，仿佛只要给每个人物找到神话原型，一部作品就不再是通俗文学而成为了《生食与熟食》。斋藤对这种风气表示不解。相比之下，推理小说并不强调、甚至刻意弱化自身的“传奇的”内核，尽管一部传统的侦探小说必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这个模式（在一开始，是对“普遍密谋”这个古老的传奇topos的利用，某股势力暗中操纵着局面，直到我们“超人”的侦探登场，此时deux-ex-machina便退居幕后，最终正义战胜邪恶），但是推理小说中更首要的规则是“叙事闭包(narrative closure)”，或者简而言之“使帐对的上”（或者不如说：使得账面看起来能对上，而我们知道其实对不上）。
图书管理员说她知道有人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推理小说的关键之一就是处于作品中心的阅读对象并非“文学的”，而必然是“传奇的”，也就是说是一个确定的文学程序——它本身是民间叙事文学的，和消费的程序，但是可能以各种形式被文人的文学所采用——于是读者不会把注意力分散到文字所有可能的语义与故事所有可能的结构上，而是把自己代入侦探的隐喻之中。
斋藤显得很有兴趣，于是安布罗斯坦白，提出这种观点的正是她的男友。无巧不成书，这个男友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熟悉的C先生。C先生此时并不在芝加哥，不过他却在这里留下了手稿，安布罗斯说那是C先生编辑的实验性推理文学评论集。
尽管那些小说原文都已散失，斋藤还是认真读完了C先生的手稿。侦探小说的内破，不外乎强化或者弱化其内核，强化者如日本推理文学，或者赋予当代社会的新型悲剧以神话意义，或者将侦探置于更完整更强烈的传奇世界之中；弱化者常常被称为形而上学推理小说，它们往往是将侦探小说的表皮单独培养或者移植至别处，观察它的结晶、融合或者排异。而C先生评论的那些小说，则是用一种更为抽象的方式进行扩展。侦探与罪犯之间可以视为一种博弈，而抽象意义的博弈不过是给数学的集合的结构与运算赋予特殊意义，推理文学的抽象推广也只不过是将形式与内容、读者与文本的概念对应到更一般的数学对象之上。于是证据所在的空间成为无穷维的，调查的半流被定义为连续的，侦探的推理可以是不完备的。
但是斋藤写到这里却笔锋一转，引用起了博尔赫斯的话来：“编写篇幅浩繁的书籍是吃力不讨好的谵妄；是把几分钟就能讲清楚的故事硬抻到五百页。比较好的做法是伪托一些早已有之的书，搞一个缩写和评论……我认为最合理、最无能、最偷懒的做法是写假想书的注释。”侦探斋藤的目光变得犀利起来，我们即使再迟钝也会发现，C先生的文章里埋下了无数看似无意的“不可能性”，几乎可以断言他所批评的文本本身并不存在。
五
如果说大卫·米切尔的《云图》和《幽灵代笔》是重奏曲式的小说，那么妮尔的这部《侦探文本》就像是赋格曲：多个声部此起彼伏，但是主要乐思总是回环往复。小说的最后，轮到安布罗斯女士唱主角了。
谈及她的男友，安布罗斯总是会思考自己和C先生是不是受到某种命运的驱使。这是一种精准的后现代主义的乐趣，当然会有偶然即兴、多重意义、自由意志，却又层层结构，却又重重控制，为的是某种终极目的——一致性与终结，两种早已不再流行的、深层的人类欲望。
安布罗斯和斋藤则显得不像是在图书馆偶遇，而是多年的老友，她甚至提起了斋藤高中时的轶事：老师布置了一道作业，去采访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并作文。斋藤写的是个名叫谢尔曼的犹太裔工程师，他曾经逃过纳粹的屠杀而来到日本，总是用欧洲的老式方法喝茶：牙齿衔住一块方糖，让茶水浇过方糖灌进喉咙。老师批改作业时很激动，想要亲自去见一见谢尔曼。斋藤推辞不下，只好供认：没有谢尔曼这个人，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于是斋藤的小说处女作被打回重写。不过按斋藤自己的说法：“我想即使没有谢尔曼这个人的话，也应该是有一个的。”
小说至此，安布罗斯没有再一跃成为侦探，读者被迫自己开始推理。于是正如C先生所预言的，博弈的平衡被打破，可能性开始无限增殖。阿特伍德在她的形而上学推理小品《黑暗中谋杀》里的段落也许可以作一个注脚：
若你愿意，还可以在这个游戏之上再玩花招。你可以说：杀手是作家，侦探是读者，死者是作家的作品。或者说杀手是作家，侦探是评论者，受害人是读者。按这种情况，书就完完全全成了舞台背景，包括无意中被踢翻打破的台灯。但实际上，单纯地玩这个游戏更开心。
无论如何，是我在暗中，我对你图谋不轨，正策划着阴险的犯罪行动，我朝着你的脖子伸出手，或者伸错了地方，伸到你大腿上了。你能听见我走近的脚步声，我脚穿靴，手持刀，或者手里拿着的是支手柄镶着珍珠的连发左轮手枪。不管怎样，我靴子的鞋底都很柔软，我点了支香烟，你可以看到香烟的微光像影片中拍摄的那样在房间和街道的雾霭中忽明忽暗，尽管我并不抽烟。只用记住一点，尖叫一停就开灯：按游戏规则，我必须撒谎。
“好，你相信我吗？”
如果说C先生可以写作虚拟书评，那么斋藤完全可以根据虚构的批评文集写作论文，而进一步地，万一C先生和斋藤都不过是只存在于安布罗斯小姐叙述中的人物又如何呢？再考虑一种可能，这部小说从结构上是二重奏，钟情现实的C先生与热爱虚构的A小姐，而斋藤则是从东方远道而来连接这两者的叙事工具。又或者，我们将整部小说视为单纯的几何小说，男主角C先生对应“中性的”文字，中性的斋藤对应“女性的”自述，而安布罗斯女士反倒讲述出了“男性的”故事（当然，我们必须抱有疑问，“女性的”文字真的存在吗？或者是不是每个“男性的”小说都会有一个“女性的”对应者？）。
《侦探文本》的主要特征仿若一种消逝的线，而且这条线早已在妮尔的精心布局之下成为了交织的网。
九
不要问我，妮尔和她的《侦探文本》是否确然存在，因为他们当然只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最后的结局是什么？